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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融通 推陈出新: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的总结与展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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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史鉴今:以大历史观把握根据地史研究
  主持人:随着研究的持续推进,将根据地史置于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予以观照日益成为共识,这对于从整体上把握历史演变规律和趋势,以大历史观认识和把握根据地历史有哪些意义?有学者认为,目前根据地史研究在研究领域、视角、主题等方面仍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问题,各位专家如何理解?
  万振凡:这一主张的提出是对以往根据地史研究进行反思的结果。以往研究存在重视短时段问题研究而忽视长时段问题研究、重视各区域根据地史研究而忽视整体根据地史研究等缺陷。因此,拓宽根据地史研究视野,关键是要强化长时段、整体史研究。以长时段视野研究根据地史的意义有二:一是为根据地史研究提供比较有效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沟通了历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促使学者们用多元方法去认识历史,在不同时间段观察历史现象。二是有助于研究者把握历史的规律和趋势。长时段理论主张把历史事件放到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从中探究其发生的原因,揭示其起伏变化节奏,进而从更深层次剖犀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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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历史的来龙去脉,使根据地史研究更有立体感。根据地整体史研究的意义在于,站在全局的视角,聚焦各根据地之间、根据地社会内部各领域之间的联系互动,从而形成科学的关于根据地史的整体认识,探求的是普遍原则,提炼的是适应纷繁历史现象的一般理论,达成避免研究“碎片化”的目的。
  杨瑞: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首先,不同时期根据地研究仍存在冷热不均、成果数量失衡的情况。随着近年来抗战史研究掀起热潮,抗日根据地研究随之亦广受学界关注。此外,早期的革命根据地研究相对冷寂,成果亦较少,无论从史料发掘还是研究方面,仍有很大拓展空间。其次,资料使用方面问题亦较凸显。档案文献利用与解读不足,海外资料的挖掘和利用亦显欠缺;民间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还未得以大规模系统展开。再次,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在尽量深入的同时,亦可能存在割裂整体的流弊,一定程度上出现“同质化”现象,一些研究仍属于各个时期各种根据地的个案研究或专门研究,忽视了根据地之间等各种关系的考察,不利于认识整体的历史。
  将根据地史研究置于更广阔时空范围内予以观照,反映了我国学术界的研究追求,尽量拉长研究时段,同时充分拓展地域空间,从而呈现更广的“面”的研究理路。首先,将根据地史研究置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宏观视野中,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连成一个完整的历史链条和逻辑链条,揭示其在起承转合过程中的重大历史意义,可以尽可能地避免割裂历史联系片面地看待问题。其次,将根据地史置于中国近现代史18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可以充分揭示其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历史进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以及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之重要基石的历史内涵和历史意义。再次,将根据地史置于全球史视野下,在500多年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考察其政权形态、建设发展以及历史影响,将有助于揭示中国革命历史进程既遵循马克思经典作家论述,同时契合中国历史、中国国情和中国人民需要的本质特征,从而为世界提供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
  李金铮:以往的根据地史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重复劳动较多。究其原因,可能主要还是源于缺乏对学术标准的认知与学术史意识,不能将所研究的对象置于学术史脉络之中提出和解决具有新意的问题。优秀且有国际影响的著作较少。总体来看,与根据地史、党史的重要性及其学者数量相比,优秀成果仍显欠缺,国际影响也需要扩大。比较而言,海外学者的某些根据地史著作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反响,如塞尔登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犀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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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界聚焦讨论和理论阐释较少。根据地史研究当然以区域的、个案的实证研究为主,但也应在此基础上探讨和交流宏大问题、基本理论,谋求更高的学术目标,从而实现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结合。然而,已有成果在此方面尚有明显欠缺,即以传统的党史议题而言,譬如中共革命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中共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共革命与传统社会的关系、中共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中共革命与普通民众的关系、中共中央与地方根据地的关系等,在根据地史研究中仍缺乏集中探讨的话题,更少有理论、基本概念的提炼,从而弱化了学术研究的水准。未刊档案的整理和利用仍显不够,尤其未刊档案(包括外国收藏)的挖掘、公布不足。例如,岳谦厚、张玮整理了未刊档案《“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但类似成果并不多见。如果说苏区史研究、抗日根据地研究几成专门学问,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史研究则较为不足。而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环,既是决定我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也是终结中国近代史、开启新中国史的关键时刻,开展相关研究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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